前些年，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所展示的安吉大竹海之美曾让国人惊讶万分，人们没想到，地处浙江西北部的安吉还有一方幽幽竹海养育的净土。数字显示，目前安吉植被覆盖率达75％，森林覆盖率达71％。

8月初，记者与画家孙君、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齐茂相邀前往安吉调查。

孙君是油画家，可是最近已经不怎么在纸上画画了，而是挂帅民间环保组织，投身乡村建设试验，他的理念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叶齐茂则是一名规划师，墨尔本大学博士毕业后在澳洲从事规划工作10年，2003年底回中国农业大学执教。2004年和2005年分别做了北京版“百村调查”和全国版“百村调查”，今年3月至6月，又远赴欧洲对10个发达国家实施了欧洲版“百村调查”。

我们要探究的是，这样一个“生态立县”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怎样做新农村建设规划，“安吉样本”能为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规划带来哪些启示？

 夜访“生态书记”

8月4日傍晚，一行3人到达安吉。接待我们的是安吉环保局局长徐亚良，在安吉，他是“最牛”的局长，拥有环评一票否决权。他领导的生态办是安吉新农村建设的职能部门。

徐亚良开门见山：“安吉农村是全省最好的，垃圾看不到了，污水已经处理了，按照目前的现状，新农村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天上午，徐亚良参加了县里专门开的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但是议论了半天依然不得要领。徐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一把钥匙，帮他打开安吉新农村建设之门。

当晚，在徐亚良的引见下，县委书记钱坤方在咖啡馆的一间包厢里与我们座谈。钱坤方号称“生态书记”，在安吉工作10多年，安吉得以在今年荣获“全国第一个生态县”的嘉奖与这位“生态书记”不无关系。

身材瘦高的钱坤方没有客套，上来就坦诚生态建设的艰涩——政府提倡生态建设，每亩地每年补贴8块钱，让农民退耕还林，但是，种植一亩白茶收益1万多元，当生态和利益发生激烈冲撞时，冲突就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2个违法的农民，抓人不是本意，但是要树立生态理念，要让农户知道，我这样做是犯罪。”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推行生态建设难度可想而知，钱坤方痛心地说：“毁林种地，三五年土层流失达1cm，而1cm土层却需要100~200年的自然积累。”

“宁可慢一点，也不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钱坤方直言，“我们的难点就在生态文化建设，这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核心是生态地发展，且要持续发展，即为中央所说的乡村文明。”因为前些年访问奥地利的经历，钱有一个梦想：把安吉打造成“东方奥地利”。

早在6年前，安吉便开始了以村庄环境整治和生态村建设为载体的新农村建设，然而这一轮建设冒出了很多问题。钱坤方以农村建房为例谈了他的担忧，一是前几年建房屋高度、颜色“基本都存在问题”；二是建新不拆旧，新旧混杂；三是建新又建旧，在新屋旁搭“披屋”（居民用来放置农具用的），“极不协调”。

钱坤方反对大拆大建，但是又对整齐划一情有独钟。目前安吉已经把国家建设部出台的10多套建房方案推荐给农民，“要求高度不超过两层，颜色与自然协调”，这符合他的生态理念。这位书记说，对于“建新不拆旧”问题，政府可以“搞运动”，让农民把旧房子拆掉。而对于“建新又建旧”问题，政府干脆给农民统一规划“披屋”，让农民按照建房方案统一建设。因为具有当地农村特色的“披屋”不能在建设部建房方案中得到体现，农民肯定还会造出五花八门的“披屋”来。

看起来，规划和农民的实际生活还是有距离，有潜在的冲突的种子。这引起了我们进一步深入调查的极大兴趣。

 走进“样板村”

8月5日，徐亚良派出一辆专车带我们下乡考察。

安吉是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区，“七山一水二分田”，山地和丘陵就占去了61.5%的面积。汽车沿扩修一新的省道行进十几分钟后就拐进了山路，这些通向大山深处的道路全都是平坦的柏油马路。目之所至，竹海茫茫，碧绿如洗，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竹子的清香。

车子驶进的第一个村子叫塘里垓村。塘里垓村是徐亚良点名要我们看的“样板村”。这个村庄就坐落在山脚下，村里的水泥路直接与柏油路相连，并伸到家家户户的门口。基本上家家户户住小洋楼，村子的绿化就像城市里的“花园小区”，草坪、花卉、景观木，甚至还有一个葡萄架。一名村民说，那些草坪地之前都是庄稼地。“生态不等于绿化，绿色不等于生态。”叶齐茂对记者说，这是典型的城市规划师规划的公共绿化带。

家家户户都建了三级污水处理池，这是浙江大学的师生前来帮助设计和建造的一种家庭污水处理系统。站在污水处理池旁边，几乎闻不到任何异味，叶齐茂还用手去接了几滴处理过的污水放到鼻子边嗅了嗅。

红色的塑料垃圾桶四处可见，由于实行保洁员制度，村里公共空间的卫生有保洁员负责，垃圾由专车运到县里统一填埋。叶齐茂说他走访过中国那么多村庄，但很少看到公共卫生做得这么棒的村子。

接着参观的统溪村和小山村同样“现代化”， 一样是漂亮的小洋楼，硬化的水泥路，以及景观式的公共绿化带。小山村四处可见的标语牌让人过目难忘，“听小鸟在唱歌，歌唱那些爱护它的家园的可爱的人们”，“轻按你的喇叭，给竹林留下一片宁静的遐想”，诸如这样充满人情味的标语牌很多。

这样的建设投入应该不菲。村委会郑书记告诉记者，洪家村委会下辖包括塘里垓村在内的13个自然村，公共绿化、道路硬化等公共设施建设基本上由村集体出钱，村集体的收入主要来自小水电一年60～80万元的收入，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是超前发展，村委会为此已经亏空200多万元。

当记者问及新农村建设的打算，郑书记摇摇头，“重点是发展生产，但是村里现在亏空，没资金”，目前除了引进一个企业建星级宾馆开发休闲旅游项目之外别无其他。至于如何落实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他还没有想得太多。

“新农村建设还没有（奖励）政策，像（浙江省）小康示范村倒有80万元奖励。”郑的言外之意是，新农村建设需要奖励性政策才能激发积极性，有钱方有新农村建设。

孙君说，他与全国各地干部谈论新农村建设太多了，几乎都是一个口径：缺资金。叶齐茂接过话茬：“如果以奥地利村庄为参照物，在基础设施上，这些样板村已经不相上下，除了没有看到消防栓以外。”但是，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这些村庄里能够反映地域特色和集体记忆的建筑物已经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欧式小洋楼”。

 彰吴村掉进陷阱？

8月6日一大早，彰吴镇镇长王勇就赶到宾馆迎接我们去彰吴村调查。

彰吴村地处浙、苏、皖三省交界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拥有5000多人口的大村落。如今，整个彰吴村拥有24个自然村2100多人口。

彰吴村是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故里。吴昌硕乃“一代宗师”，日本称其为“中国画圣”。 每年，都会有很多日本书画爱好者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

昌硕故居位于村中心，系200多年前砖瓦结构房屋，朝向西南，经1987年整修，再现清代中叶建筑风格，但是已经无法恢复原貌了，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文革”二次浩劫，昔日大家族浩然之气已经荡然无存。“文革”期间，甚至吴家18墓全被挖开见光。

记者注意到昌硕故居一张展览相片底下的一行话，“彰吴村……山高林密日照短，俗称‘半日村’”。解说人员告诉记者，当年彰吴村到处参天古树。如今昌硕故居前面参天的古木林建起了广场，水泥混砖楼房取代了徽派土木建筑，天官池的水也脏得不能洗拖把了。

“彰吴村生病了。”叶齐茂对记者说，抛弃文化与生态是彰吴村的两大病态。彰吴村支书告诉记者这样一个“反复”：彰吴村原来都是鹅卵石路，后来老百姓搞村庄建设就自发浇了水泥路，如今想恢复彰吴村的原貌，老百姓又把水泥路刨了，露出鹅卵石小路。

近中午的时候，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专程赶来，与我们在简陋的村委会座谈。顾益康对昌硕故居四周的“冒尖建筑”也痛惜不已，“老百姓有钱后五花八门的房子都盖起来了”。

叶齐茂说，在欧洲农村最高的建筑物肯定是教堂，它是一个文化的尺度。彰吴本来也有自己的文化尺度。失去文化，对于一方水土意味着什么？镇长王勇说自己也渐渐明白了“文化的力量”，意识到新农村建设不能回避文化力量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彰吴村有个富人，钱多了用不了，天天请他吃饭，“人富了，精神支柱在哪？”

记者翻看了彰吴村今年4月完成的新农村建设规划。在这个由杭州市一家城市发展顾问公司编制的规划中，建设重点尽是工程建设项目，例如“昌硕艺术广场绿化改造工程”、“人工湖建设工程”等等，有些规划项目动辄上百万元。

在彰吴村委会最近一份工作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新农村建设当前“面临着资金困难的压力和时间紧迫的压力”，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规划蓝图写满的都是一项项资金不菲的建设项目。

叶齐茂说，对于彰吴村这样古老的村落而言，建设可能就会犯错误，“回归就是一种建设”。

无论如何，彰吴村依然是安吉保护最好的古村落之一，巨大的古牌坊石基默默承受着民宅的重压，昌硕故居犹如孤岛一般坚守着，穿村小溪一如往昔潺潺流淌……

彰吴镇书记周雪达和镇长王勇带我们来到彰吴村外的田园边，周、王高兴地说，不久，将有一条宽阔的马路从这里绕过村庄，直通昌硕故居。

叶齐茂听后惊讶不已，这种大量占用农田修建大马路的做法，是他不能接受的农村建设规划，他追问周、王二人，规划文本有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周、王二人支支吾吾。这让叶齐茂心存担忧，上午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文化建村、生态建村”的座谈会很可能是一场空谈。“新农村建设，最高境界就是文化。人的发展，人性的自由，人心的快乐，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新农村。”顾益康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呼吁或许太高谈阔论了，基层干部关心的是一个个建设工程。

叶齐茂直言不讳：“彰吴村掉进了陷阱。”

这个陷阱就是，“建马路，修房子，盖广场”，运动式的新农村建设套路。

 与城市的距离

8月7日，记者到安吉经济开发区横山坞村调查。横山坞村总人口1300多人，是安吉新农村建设的先行者，近年，横山坞修建了宽6米的国家四级标准柏油路，自然村内部也全部铺上水泥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牵引下”，“打造一流的现代化新农村”。

记者在横山坞村委会旁边看到一幅大型的《横山坞中心村规划效果图》。设计图上的房子整整齐齐，简直是华西村的翻版，典型的“一张图纸、一个模型”式建设。

然而，横山坞村干部很喜欢这种整齐划一的规划模式，村主任高家明说：“东一户西一户，样子不好看！我到华西村看了，人家就很整齐，我心里痒痒的，我想华西村就是新农村。”

记者与横山坞的村长们座谈时，几个村长异口同声地表示，新农村建设横山坞什么都不缺，就缺资金。在这个气氛轻松的座谈会上，村长们表达了对城市化的向往。

横山坞中心村是1980年代初期农村开展“移村、绿山、屯良田”的园田化建设中，农户从田畈中迁移到低丘荒坡地带建村形成的，那时人们大举种树，如今，树在村中，村在林中。如果按照整齐划一规划改造和建设中心村，前人的智慧将前功尽弃。

叶齐茂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部署之后，最忙碌的就是各地的规划设计院，当下新农村建设正处在大张旗鼓的规划设计与申报资金建设的过程中。然而，由于中国几乎不存在农村规划师，当清一色的城市规划师拥向农村，他们的手笔自然留下“城市化”的痕迹，横山坞中心村规划就是一例。孙君也认为，这个套路在全国很普遍，基本上就是邀请专家学者来指导指导，再请规划设计院画一个美好的甚至无法实现的蓝图，然后坐下来等待政府的财政拨款，农村的实际基本上被抛在脑后。

这不仅仅是叶、孙两人的看法。在彰吴村的座谈会上，顾益康也对当下的农村规划水平嗤之以鼻：“浙江省花4000多万搞规划，最后搞出来的规划，没有让我特别满意的。都是电脑房里弄弄，无非就是在图纸上画画，哪里修个房子，哪里修条道路。”

顾说，浙江为此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规划老百姓不认可，不得不束之高阁。“我非常希望看到，一个真正反映老百姓期望的这样一个规划，平原就是平原的特色，山区就是山区的特色，海岛就是海岛的特色。”

在目连坞自然村，记者看到了钱坤方很反感的“披屋”。每间新盖的洋楼都多出一间“披屋”，有的很漂亮，有的很破败，有的用红砖修葺，有的用泥土修葺，杂乱无章。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政府做的农村建房规划没有考虑农村生产方式的特点，新修的楼房里没有地方放农具，农民只好自己再造一个“披屋”。

“披屋”这个例子说明，农村就是农村，农民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与城市的距离。

离开安吉时，环保局局长徐亚良送我们上车。徐的一席话令记者印象深刻，他说自己这些日子已经访遍全国各大规划院，但是都没有找到令他期待的规划师。徐说，图纸上的蓝图他看得太多了，也腻烦了。

这一刻，记者终于明白了徐亚良的困惑，一个清醒者的困惑。

（下）新农村规划不能变成“财政分肥”

——对话叶齐茂

 新农村建设要解决

  农民的紧迫问题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以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试点陆续铺开，这几个月您到全国各地农村考察，总体感觉怎么样？

叶齐茂（以下简称叶）：目前，新农村建设基本上处于开局试点阶段。比如北京市，市级试点是80个，每个区县8个，然后10个区县各抓20~30个试点，总共大概有400个村庄试点建设，而北京市有4000个村庄，也就是说10%的村庄开始新农村建设规划，正在积极申请明年的财政支持。

在各地的考察，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官员对中央20字新农村方针的内涵不能具体化，他们在行动的过程中有些茫然。现在他们最能够具体化前4个字“生产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农业，但没有人能够回答现在的产业发展和原先的产业发展有什么不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并没有一天停止喊过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将继续迷惘下去。

我想，我们必须理清发展生产与以人为本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最后要落实到人的发展。发展生产可以说是为了人，但是以人为本不等于就是生产。譬如说，人现在生病了，是先把病治好了再生产还是先生产后治病？肯定是先治病。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农村就是在生病——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严重落后。这是当前农村存在的紧迫问题，必须优先重点解决。

《南》：但在安吉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那里有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已经超前发展了。

叶：安吉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县级财政和村民拿小头，村集体担大头，譬如洪家村集体就亏空200多万元，表明这是一种超前发展模式，村集体没钱的地方根本没法子学。在安吉，有一套制度叫以奖代补，政府制订农村建设的标准，然后各个自然村像竞选奥运会一样参加竞赛，分别决出一、二、三等奖，拿走相应的奖金。比如500口人的村子一等奖可以拿到10万元。但是这套制度只能在富裕地方实施。

我国共有320.7万个农村居民点，南方、北方、山区和平原，它们的经济收入不等，它们所处的地形复杂多样，那里村民的生活习惯千差万别，因此，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特性，都有特殊的建设新农村的具体要求。我们不可能用一把剪刀去裁剪它们。

比如我在北京一个村庄做规划，村长邀请农民来开会，是要花钱的，5块钱一次。农民说，不用跟我规划，你现在把我们村前的那条污河给治了，我们再来做规划。这就是一个农民的紧迫问题。

《南》：现在各地都在搞新农村规划。您的专业正好也是这个。考察了这么多地方，您觉得各地的规划在多大程度反映了当地农民的“紧迫问题”？

叶：值得警惕的是，新农村建设试点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包办婚姻”，政府各职能部门出面搞建设，把农民撇在一边，什么农民参与、农民决策全都视而不见。

我在北京延庆县一个村庄看到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村庄左边和右边各有两条道路，中间有条河，现在公路局来搞一条新公路，从村庄前面穿过，这是一条多余路；水利局也来治理这条河，然后林业局要在公路水路之间搞林业，在河道和道路之间搞民俗旅游。第四个部门，就是镇里，他们负责包装这个项目，然后向县财政局要钱。包装什么东西？做好产业规划，这个地方是种菜种玉米的，他想搞第三产业。

这些单位都在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统统避开了村庄，不跟村民打交道。没有一个部门跟农民商量，我修路跟你商量什么，我种树跟你商量什么，我要搞民俗旅游跟你商量什么？整个是一套这样的思维模式，农民都不知道这些部门在忙乎什么。我们再看看，民俗旅游要搞一个河道漂流，这漂流的人不是农村人，是城里人；新修的公路是一条汽车马路，路上开车的不会是农民，而是城里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农村建设，农民现在究竟有什么困难，我们无须去问他们。其实他们有太多的紧迫问题，但是不管也不问，这叫有病乱投医。